但庫柏力克卻還是在該轉換場景，在快慢鏡頭、高低速剪輯中，做出了戰爭的驚險感。
六、七十年代，法國戴高樂總統就看得很清楚，他反對英國加入歐盟，認為英國只是「新羅馬帝國」美利堅的特洛伊木馬。聯合國逐漸會淪為政治宣傳，爭奪國際公共關係的場所。
這是台灣在此新世界變局中首要的認識。民主黨為取得美國內政意識型態的優勢，必須發動對中國的「人權價值戰爭」。現時的「武漢肺炎」疫癘，更會促成這個趨勢。事實上，歐盟應該只是「德法軸心」為主體。對中國現今所能控制的廣大領土，內政不修，難與時變異的中共政權而言，「一個中國」己經是個很大的挑戰，遑論其它？台灣的年輕新世代應很容易認識到此新世界的到來。
台灣需在雙邊世界的新秩序中尋找自己，在新供應鏈中建立自我不可或缺的地位。必然更強化「雙邊同盟」、非楊卽墨的國際政治潮流。事後復盤，如果再給他選擇，應該不會走這步險棋，就當時情形而言，弄不好這會是他的一次政治自殺。
黨內高層權力鬥爭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人事控制權。然而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會後，官媒重新加強了對習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疫情防控的宣傳和造勢。文：鄧聿文（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鬥爭是中共的行動哲學。既然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賦予它領導和統籌疫情防控的權力，按理習就不應再召開過多的常委會議和小組會議部署抗疫事務，以免存在兩個權力中心，干擾小組決策，讓下面不知聽誰的好。
民間輿論雖然不能即刻改變當局的遊戲規則和權力格局，但它代表的是民心的變化，是一種重要變量，在當下的特殊時機，一定會促使精英階層的某種集體轉變，並被黨內和社會上的反習者利用，用來作為向他施壓的工具馬英九當下的語境猶如英國首相張伯倫在慕尼黑協議後的口吻：明明是綏靖政策，卻視為帶來了這個世代的和平。
然而隨著李登輝因為2000年敗選離開國民黨後，標誌「以中國為中心」的論述取得上風，遂構成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典範的產生。對於這些轉折與背後的政治目的，國民黨刻意以兩岸和平包裝帶過。當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國民黨不僅在兩岸議題中進退失據毫無章法，甚至大談「後九二共識時期的兩岸關係」，這種說就是全然看不見過去那套「以中國為中心」的「九二共識典範」，已經與當下的國際輿論與台灣民心完全違背，當核心價值被掏空之際，國民黨只能在「以台灣為中心」的基礎中重建新的典範。所謂的和平紅利完全被黨內各權貴的代理系統剝削殆盡，猶如自己執政時期所存在的地方派系的壟斷勢力，這些買辦掮客仍在武漢包機的爭議中持續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
「典範的轉移與修正」，對於學過研究方法的人而言可謂基本的概念工具。九二共識已失去當時的意義，只是有些人不願意承認 太陽花學運的爆發，以及2016年大選結果可視為對於國民黨「以中國為中心典範」的挑戰，事實證明所謂「九二共識」的解釋權與定義權從來就不在台灣這一邊，其成就的利益主體也是著眼中共的政治為基礎，國民黨所謂「自己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說法，本質上就是迎合、搭配北京對台統戰的整體戰略佈局而已，執政時期如此，即便在野了也不改其志。九二共識下，台灣的主體性正被轉化為自身的「被統戰價值」 深入觀察，「兩岸政治定位與一個中國」可視為「九二共識」的核心假設，雖然國民黨在90年代以來一直都有「以中國為中心」與「以台灣為中心」兩條路線的爭論，前者在《中華民國憲法》、《國統綱領》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內涵中得到體現，後者則在終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與《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與「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中找到線索。亦即特定領域的學術社群成員都透過某些理論，去分析或描述既存的經驗現象，如果這套論述的具有充分的解釋力並且重複操作，我們視其處於「常態科學」的狀態。
等到馬英九上台後，胡錦濤隨即將中共對台政策的戰略調整為「促統重於反獨」，國民黨以為在這個「一中各表」的政治前提下，兩岸重啟各項事務性協商並簽署多項協議，並自認讓台灣擁有穩定的經貿交流與外交空間，並宣稱這是「民進黨政府辦不到的事與成就」。特別是在民進黨執政後，中國透過各項銳實力遂行各項外交打壓、軍事威嚇、經濟緊縮與社會對立的統戰工作，最終以去年的習五點講話作為一個階段性的總結，北京的陽謀很明顯，所謂「九二共識」必須成為北京對台政策的政治樣版，國民黨不僅沒有表述的空間，甚至只有配合演出的份。
另一方面，新的學術社群則積極建構新的典範架構，除了含括舊典範原有的解釋對象與範圍，並足以針對經驗是時以外的「異例」發揮普遍的描述，在這「修補-揚棄」的競爭中完成了「典範轉移」的過程，孔恩（Thomas Kuhn）稱之為「科學革命的結構」。然而《反分裂國家法》的通過引發國際社會與台灣輿論對其意圖改變台海現狀的隱憂，胡錦濤基於「反獨重於促統」的政治需要，因而重啟「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政治舞台，為了營造合作的政治氛圍，才讓國民黨在「九二共識」擁有部分的表述空間。
平心而論，中共在2005年之前徹底否決國民黨「一中各表」的片面說詞，始終認為「各自表述一個中國」（各表一中）才是當年的客觀事實與論述的主體。相對來說，典範的危機來自於「異例」的出現，這些不尋常的現象或是不僅讓既有典範的解釋力備受挑戰，甚至威脅此套理論的核心假設。習近平掌權之後的中共政權有了結構性的變化，在對外政策上改變了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的持穩策略，取而代之則是「中國夢／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的積極作為，在內政上習近平不僅透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更在經濟社會議題中上採取「國進民退」與建立「新型態社會控制」體系，權力的擴張自然體現在對台政策的整體佈局與積極作為中。這時候有兩種發展的趨勢，既有典範信仰者常識在不觸及核心假設的前提上，進行理論的修補，使其對「異例」存在解釋的正當性然而隨著李登輝因為2000年敗選離開國民黨後，標誌「以中國為中心」的論述取得上風，遂構成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典範的產生。等到馬英九上台後，胡錦濤隨即將中共對台政策的戰略調整為「促統重於反獨」，國民黨以為在這個「一中各表」的政治前提下，兩岸重啟各項事務性協商並簽署多項協議，並自認讓台灣擁有穩定的經貿交流與外交空間，並宣稱這是「民進黨政府辦不到的事與成就」。
這時候有兩種發展的趨勢，既有典範信仰者常識在不觸及核心假設的前提上，進行理論的修補，使其對「異例」存在解釋的正當性。「典範的轉移與修正」，對於學過研究方法的人而言可謂基本的概念工具。
所謂的和平紅利完全被黨內各權貴的代理系統剝削殆盡，猶如自己執政時期所存在的地方派系的壟斷勢力，這些買辦掮客仍在武漢包機的爭議中持續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然而《反分裂國家法》的通過引發國際社會與台灣輿論對其意圖改變台海現狀的隱憂，胡錦濤基於「反獨重於促統」的政治需要，因而重啟「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政治舞台，為了營造合作的政治氛圍，才讓國民黨在「九二共識」擁有部分的表述空間。
馬英九當下的語境猶如英國首相張伯倫在慕尼黑協議後的口吻：明明是綏靖政策，卻視為帶來了這個世代的和平。九二共識已失去當時的意義，只是有些人不願意承認 太陽花學運的爆發，以及2016年大選結果可視為對於國民黨「以中國為中心典範」的挑戰，事實證明所謂「九二共識」的解釋權與定義權從來就不在台灣這一邊，其成就的利益主體也是著眼中共的政治為基礎，國民黨所謂「自己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說法，本質上就是迎合、搭配北京對台統戰的整體戰略佈局而已，執政時期如此，即便在野了也不改其志。
相對來說，典範的危機來自於「異例」的出現，這些不尋常的現象或是不僅讓既有典範的解釋力備受挑戰，甚至威脅此套理論的核心假設。亦即特定領域的學術社群成員都透過某些理論，去分析或描述既存的經驗現象，如果這套論述的具有充分的解釋力並且重複操作，我們視其處於「常態科學」的狀態。平心而論，中共在2005年之前徹底否決國民黨「一中各表」的片面說詞，始終認為「各自表述一個中國」（各表一中）才是當年的客觀事實與論述的主體。習近平掌權之後的中共政權有了結構性的變化，在對外政策上改變了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的持穩策略，取而代之則是「中國夢／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的積極作為，在內政上習近平不僅透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更在經濟社會議題中上採取「國進民退」與建立「新型態社會控制」體系，權力的擴張自然體現在對台政策的整體佈局與積極作為中。
當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國民黨不僅在兩岸議題中進退失據毫無章法，甚至大談「後九二共識時期的兩岸關係」，這種說就是全然看不見過去那套「以中國為中心」的「九二共識典範」，已經與當下的國際輿論與台灣民心完全違背，當核心價值被掏空之際，國民黨只能在「以台灣為中心」的基礎中重建新的典範。特別是在民進黨執政後，中國透過各項銳實力遂行各項外交打壓、軍事威嚇、經濟緊縮與社會對立的統戰工作，最終以去年的習五點講話作為一個階段性的總結，北京的陽謀很明顯，所謂「九二共識」必須成為北京對台政策的政治樣版，國民黨不僅沒有表述的空間，甚至只有配合演出的份。
另一方面，新的學術社群則積極建構新的典範架構，除了含括舊典範原有的解釋對象與範圍，並足以針對經驗是時以外的「異例」發揮普遍的描述，在這「修補-揚棄」的競爭中完成了「典範轉移」的過程，孔恩（Thomas Kuhn）稱之為「科學革命的結構」。對於這些轉折與背後的政治目的，國民黨刻意以兩岸和平包裝帶過。
九二共識下，台灣的主體性正被轉化為自身的「被統戰價值」 深入觀察，「兩岸政治定位與一個中國」可視為「九二共識」的核心假設，雖然國民黨在90年代以來一直都有「以中國為中心」與「以台灣為中心」兩條路線的爭論，前者在《中華民國憲法》、《國統綱領》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內涵中得到體現，後者則在終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與《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與「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中找到線索表面上、直覺上，很容易以為這些困境源於婚姻。
文：黃郁書 韓國影視戲劇最讓人驚嘆的一點，是能夠及時、精確地反映社會現象。近來高度強調的女性獨立自主、以工作自我實現，也加深了這樣的想法，讓身為母親、或其他原因需要依賴丈夫的女性，更容易懷疑自我、陷入心理困境。Photo Credit: IMDb 因此，金智英迫切地想用工作喚回自我，甚至願意做自己沒有真正興趣的店員打工，其實反映了社會以及她自己都還是忍不住以賺錢能力來衡量自身價值。不一定是戲劇化的社會事件，而是以故事呈現長久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並演活各式各樣的人們身在其中的心態和處境，去年討論度最高的電影《寄生上流》和《82年生的金智英》都是如此。
這正是為什麼這本小說、這部電影值得所有人閱讀、觀看。醫生雖然因為金智英的案例，更加了解自己妻子和同事的處境，卻仍希望在職場上避開這些麻煩，他的心聲成為全書最後一句話： 不論是多麼有能力、表現優秀的人，只要解決不了育兒問題，女職員都免不了會帶來困擾。
不過，這些情況都非常理想化，也十分仰賴他人、家庭條件以及運氣。儘管自己是晚了她近十年出生的台北女生，卻仍每一段都讀得心有戚戚。
相對而言，電影溫馨明亮許多，也提供了幾個不同的希望和可能：女主管帥氣堅定地立足職場，邀請智英加入新公司發揮所長，即使後來她無法如期上班也能支持理解。智英在丈夫支持下，最終找到了與目前生活育兒相容的寫作、工作模式。
